ChinaVirus vs. COVID-19？
淺談「政治正確」下的西醫疾病命名
Donald Trump 最近在記者會上多番稱呼「武漢／新冠肺炎」為 CHINA VIRUS。相信不少人聽到後為之一振。同時，可能有人不解為何台下的美國記者突然「左膠道德L」上身，批評 Trump 種族歧視。
事實上，不少西方醫學的疾病命名都帶點政治色彩，或多或少反映二戰後西方的多元文化思維。本文嘗試以 Reactive Arthritis/ Reiter’s syndrome 為例，與讀者淺談。
稍有醫學知識的讀者，可能會察覺：一種疾病可以有幾個病名並存。以往西方醫學多以姓氏或地名稱呼疾病 ，例如唐氏綜合症（ Down’s syndrome）。而現代則傾向以描述性字眼命名疾病，其中頗具政治意味的例子有以往名為賴特氏症候群（Reiter’s syndrome）的反應性關節炎 （Reactive arthritis）。
Dr. Reiter and Reactive arthritis
Reactive arthritis 是一種自身免疫系統病 (autoimmune disease)。患者多是在短時間内受到細菌感染，尤其是腸胃炎和性病。此病有三個典型的元素 (cant’ see, can’t pee, can’t climb a tree)，包括：
- 角膜炎 (conjunctivitis)
- 尿道炎 (urethritis)
- 關節炎 (arthritis)
治療方法包括抗生素 (治療細菌感染)、 非類固醇消炎藥 (NSAIDSs) 、疾病調節抗風濕藥物 (Disease-modifying anti-rheumatic drugs , DMARDs) 以及物理治療等等 。三分之二患者會不藥而癒， 三分一病人會有長期病徵，少數病人的其他身體器官會受牽連。
此疾病的舊名為 Reiter’s syndrome。顧名思義， Dr. Reiter 應該是第一個正式描述此病的人，而這正正是後來改名的原因。Dr. Reiter 是何方神聖？Hans Conrad Julius Reiter (February 26, 1881 — November 25, 1969) 是納粹時期的德國醫生，也是二戰戰爭罪犯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Dr. Reiter 已經是德軍軍醫，於法國和巴爾幹半島戰場效力。當時，他發現因志賀氏菌（Shingella）導致腸道感染的病人，之後會出現 Reactive arthritis 的特徵。由於該疾病由Dr. Reiter正式描述，故根據慣例命名為Reiter’s syndrome。
及後，這名軍醫簽署了對希特拉的效忠宣言（Oath of allegiance）。二次大戰期間，他的劣行包括：一、強迫精神病人或身體有殘缺的人，進行「非自願性的安樂死」；二、於集中營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進行 「斑疹傷寒」疫苗研究 ，導致超過250人死亡。二戰後他面臨審判，監禁兩年後獲得釋放。之後繼續醫療工作，直到1969年離世。自1977年起，有聲音指不應以戰爭罪犯為疾病命名，故提倡以 Reactive arthritis 取代 Reiter’s syndrome。倡導者亦同時指出，Dr. Reiter 並非首位發現此病的人。
究竟甚麼驅使二戰時期的德國人，甚至是如 Dr. Reiter般的精英分子做出這些非理性和殘酷的舉動？或者可以在他一本著作中找到答案。
Dr. Reiter 有一本關於 種族優生（racial hygiene）的著作，名為 Deutsches Gold, Gesundes Leben — Frohes Schaffen (German Gold, Healthy Living, Joyful Work)。種族優生是二十世紀初的超極端精英主義，後來備受德國納粹黨吹捧。該主張強調人類需要選擇優秀的血統 (基因) 有計劃地繁殖下一代，避免被不良基因（inferior gene) 所拖累，令人類社會倒退。當時納粹黨有計劃地強迫精神病人和身體有殘疾的人絕育，甚至殺死他們。當這個主張延伸至種族層面時，納粹黨聲稱猶太人、羅馬尼亞人、 波蘭人、 斯拉夫人等等都屬於次等民族，必須被滅絕，造成大屠殺的悲劇。
基於 Dr. Reiter 的惡行，二戰後為此病症易名，實在不足為奇。類似的例子還有 Wegener’s granulomatosis ，二戰後易名為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。由此可見，疾病命名之於西方醫學，向來都牽涉政治。
二戰後的西方多元文化
疾病命名的歷史反映二戰後西方文化的轉變 — 堅拒「種族優生」，走向「種族共融」。戰後因着重建需要，衍生大型移民潮，社區開始出現不同膚色人種。為了維繫社區和諧，多元文化的詞匯和概念（諸如 Equality and Diversity、Multiculturalism）相繼誕生。基於重建歐洲的夢想，多元思想於那個時代是合情合理的路向。戰後的多元文化也逐漸成為西方媒體、知識分子以至精英階層的主調。反之，一些傳統思想的言論以及抨擊移民政策過於寬鬆的聲音，漸漸缺乏發言空間。
Trump 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、準備大選的心態，希望國民緊記病毒的源頭，因而選擇以地域為疾病命名。文首提及的美國記者對此極度反感。她認為China Virus 的命名助長了種族歧視，令國內華裔面孔的群眾承受被針對的恐懼。記者反擊特朗普 China Virus 的說法，正正是代表上述的多元文化思維。
然而，二戰後的處境與今天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。二戰於1948 年結束，距離現今經已72 年。今日西方世界面對的並非戰敗國，而是東方大國。西方社會面對今次疫情，懷着「多元文化」的善意、秉承一貫的「政治正確」，着眼於保護國內少數族裔。可是，若套用二戰後的疾病命名原則於今次疫情，就顯得不合時宜。逃避或拒絕提及疾病源頭（不止於命名上），藉此完全忽略病毒源頭的國際爭論，以及無視中國與 WHO 隱瞞疫情而造成的災難。這些盲點無助於我們處理疫情，甚至拖垮研究工作。
台上右一句 「China Virus」，台下左一句「種族歧視」，背後蘊含千絲萬柳的恩怨情仇。繼脱歐和大選後，西方左右翼於疫情期間開拓新戰場。假若西方忽視眼前的最大威脅，繼續着眼離地理論，其後遺症將要比單純國內的種族歧視更為深遠。
